二二八事件可說是百年來影響台灣社會最為深遠的一起事件之一，直到六十年後的今天，台灣社會仍無法以較超越的角度去看二二八。身為二二八事件中受創慘重，又是基督教界第一個主動關心二二八事件的團體，我們教會在這六十年來，從二二八當中，有做出什麼樣的回應與省思，未來又該如何找到新座標？
一、二二八之影響
戰後，台灣民眾滿心期待地祖國的接收，然而來台灣的中國政權如同另一批殖民政府般殖民台灣，給台灣人帶來更大的苦難。原本在政府機關服務的台籍公務員被大量裁員，留任的也往往受到中國同僚的輕視與侮辱。台灣人在日治時代的生活經驗、語文、教育完全不受尊重，反被鄙為日本帝國主義的遺毒。在經濟上，台灣陷入嚴重的惡性通貨膨脹，糧食短缺。政風、軍紀嚴重敗壞，貪污橫行。加上國民黨各派系間傾軋，彼此掣肘。這些社會因素所累積的動能，才足以讓一起緝煙事件在短短數日內擴及全島，釀成二二八事件。
二二八事件在台灣的傷害與影響是全面性的，教會本身也受創慘重，岡山教會蕭朝金牧師、台大文學院林茂生代院長、鳳林名醫張七郎父子三人、律師李瑞漢、李瑞峰兄弟、淡江中學校長陳能通、訓導主任黃阿統、教師盧園、理事長徐春卿等會友皆不幸罹難。
加上之後的戒嚴與白色恐怖，讓台灣人就此對公共事務噤聲不語。知識份子在日治時期那種勇於批判、從事社會運動的精神，已不復存在。二二八事件也成為台灣島內省籍摩擦的重要源頭，至今尚未平復。即便是教會內部，長期以來，也是視二二八為禁忌。
二、因傳教而深入台灣
長老教會開始對全面性、正視台灣社會結構性的問題，是在設教九十週年時，為了紀念設教百週年，開始推動倍加運動，要在鐵路經過、公路局車班經過的每個鄉鎮，至少設一個教會。教會因此深入了台灣社會，發現這塊土地切身的問題。而當時台灣社會開始進入工業化，工業的發展，造成人口結構的改變，農村人口外流，都市也因為工業化人口大量湧入，又缺乏完整的規劃，衍生了種種社會問題。這些問題由各教會回應到總會，總會意識到這些問題的存在，開始著手去關心。
加上改革宗傳統、普世神學思潮之影響，以及被迫退出普世教協的經驗，讓教會全面去思考如何來面對台灣這個社會。進而因政府的外交處境日益艱困時，總會陸續在1971年發表「對國事的聲明與建議」、1975年發表「我們的呼籲」、1977年發表「人權宣言」，要求政府進行民主改革、建立新而獨立的國家。
三、率先關懷二二八事件
即使教會在政治上投入極大的關懷，然而，二二八事件對當時的教會來說仍是個禁忌。在解嚴前的1985年，立法委員江鵬堅率先就二二八向行政院長俞國華提出質詢。適值二二八事件四十週年的1987年，陳永興和鄭南榕成立「二二八和平日促進會」，投入二二八平反運動。《台灣教會公報》也開始關懷二二八相關議題，首先於1月16日發刊的1819期刊載林宗義返台參加林茂生追思禮拜之報導。遂於2月22日發刊的1825期以頭版大幅刊載二二八相關議題，並舉辦追思禮拜來緬懷二二八事件。豈料，該期公報竟為警備總部所強行查扣，激起各界反彈，教會兩度發起遊行，抗議政府如此粗暴之作為。最後迫使警總連夜趕印1825期公報，發還公報社。在這三、四年間，各地的長老教會不斷舉行二二八追思禮拜，總會並於1988年將二二八訂為「公義和平日」。直到1990年12月8日曠野社聯合國、台語於懷恩堂舉行的「二二八平安禮拜」後，方有更多不同的基督教團體關懷二二八。
除了禮拜外，教會也嘗試設立二二八紀念碑。因1988年12月31日，城鄉宣教委員會第九期的學員為打破吳鳳神話，拆毀了嘉義火車站前的吳鳳銅像。在1989年嘉義紀念二二八大遊行時，試圖在吳鳳銅像的基座上設立二二八紀念碑，但迫於政府壓力，市長張博雅允諾在八掌溪畔撥出一小塊公園地作為設碑之用。台灣的第一座二二八紀念碑就在二二八和平日促進會、民進黨嘉義市黨部以及長老教會嘉義中會的合作下，開始興築。過程中，主其事的民進黨嘉義市黨部一直無法將工程發包出去，兼以市黨部主委陳英華又因案被捕，遂由教會接手工程興建。此碑由詹三原設計，張瑞峰完圖，嘉義西門教會從事營造的張克平執事負責興建，也是西門教會的會友盧嘉音擔任板模工。這其中遭遇不少來自官方的壓力，張瑞峰甚至受到嘉義市建築師公會的打壓。台灣第一座二二八紀念碑就在充滿基督教色彩下，於1989年8月19日落成，並於嘉義西門教會舉行禮拜，再從嘉義西門教會遊行到二二八紀念碑，當晚就在溪邊舉辦演講晚會。
雖然教會主動關懷二二八，也認為國民黨該為二二八向受難家屬、社會道歉。當時代表嘉義中會的黃智鴻牧師認為，若要道歉，教會該先道歉，因為當牧者的對於二二八受難家屬視而不見，就如同好的撒瑪利亞人故事中，視若無睹的路過祭司，所以教會必須先道歉。而在1989的總會年會連署，建議教會率先致歉。不過遲至隔年2月9日，總會才正式發出道歉文。即便這份致歉文在史實的描述上稍有出入，但也顯示出我們教會面對歷史的反省與謙卑。
在此之後，社會上有更多的團體投入二二八的關懷，教會似完成了階段性任務與初步目標。隨著台灣社會不斷地朝向民主化發展，相關的資料也陸續解禁，對於二二八，應該有更超越的眼光看待之。
四、和解與面對
當大家在高倡復合與寬容時，應該去檢視二二八真的平反了嗎？就二二八本身，至今仍有不少教會用奇怪的觀點來扭曲二二八，2002年靈糧堂發行的《悔改與復興禱告手冊》中，就充滿對歷史的謬誤與扭曲。在2006年，中華福音神學院發行的《二二八的省思》一書，更帶有強烈的族群偏見。在講上帝話語的教會內，都如此不尊重過往了歷史，不願意面對真相，所謂的復合，只不過流於口號罷了！
再者，當年那種把台灣文化視為邊陲文化的心態，在今天的主流論述中仍是屢見不鮮。本土文化往往無法獲得對等的重視與尊重，反是被訕笑與鄙夷的對象。如果主流論述過了六十年，仍無法真正尊重這塊土地的一切，二二八又要如何超越？
回到我們教會來看，作為台灣最早投身二二八事件平反的團體之一，在經歷過那段風起雲湧的街頭運動後，如今看來，似乎船過水無痕一般。換句話說，我們的教會其實是缺乏歷史感。教會很熱心投入各種事工，但是對於這些經歷過的歷史並不重視，一方面經驗無法傳承；再者，除非是親自參與，他人往往不清楚教會作過哪些事；過去發生過什麼，對教會來說，似乎也不是這麼重要。相較於舊約聖經那種重視歷史的傳統，真是格外諷刺。
也因此，我們常常無法從歷史學習到什麼。無法從中發展出理論基礎，也無法形成一強力的論述。在事後的回顧，多半是行禮如儀紀念活動，難以提升至更高的層次，是至為可惜的一點。
然而，即便是在行動方面，自從倍加運動到參與台灣的民主運動，教會一直是與台灣人民站在一起，深入台灣這塊土地。但是近年來，教會受到靈恩運動的挑戰，漸流於追求形式、表面，忽略了與這塊土地的連結，以往那份感動人的力量與實作已不復見。九二一後，本有個相當好的契機，讓教會在台灣的土地扎下更深的根，但是，有些教會或是受限於經費、資源，或是眼光僅停留在「人數」的增長，吝於持續付出，停止與這塊土地去作更深刻的對話，將自己再度與人民隔絕起來，那只會讓教會的力量愈來愈薄弱。
如何在二二八事件六十週年的今天，讓教會重新去尋回以往的那份熱情，直接面對台灣人民、聆聽這塊土地的聲音，方是我們須省思的。
參考資料：
王昭文，〈復和的功課──現階段教會二二八關懷的使命〉，《新使者》80期（2004年2 月份）。
莊天賜，〈長老教會與二二八平反運動（1987～1990）──以《台灣教會公報》為中心之研究〉，《臺灣史料研究》12期（1998年11月）。
茄苳樹窠，〈離譜至極的《二二八的省思》〉。
曾韋禎整理，林培松、盧俊義、黃智鴻、康文祥口述，〈二二八、社會運動與臺灣基督長老教會嘉義中會〉。
得得的爹，〈參加一場離譜的新書發表會〉。
《台灣教會公報》，歷年。
本文刊於《新使者》98期（2007.02.10）
轉貼自： 曾韋禎的部落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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