自由時報 2006.9.22
■ 陳其南
歷史上即使是一些處於絕對弱勢的農民在絕對不公平的封建時代也會不顧性命起來叛亂，而近代世界中依賴資本家僱用維生的工人也曾起來革命推翻資產階級？今天在處於資訊時代的台灣，媒體集團其實有點類似歷史上的地主與資本家，而閱聽人的地位就像工農無產階級，社會的主要矛盾很自然的也會沿著資訊文化的生產和消費軸線發展。
台灣媒體集團的優勢地位，不僅有經濟市場基礎，還有公權力與國家政府的保障。而閱聽者的權利與角色則經常被壓縮，尤其是中南部的基層民眾，他們甚至常被貶為「不識字又沒衛生」，嚼檳榔穿拖鞋，最近更常被拿來對照穿紅衣倒扁的「布爾喬亞」階層。可是我們卻看到這些穿著破舊帶著污泥「農鞋」（梵谷的畫）的民眾才是真正代表這塊土地的良心，至於自我炫耀著命運交響曲和「納斯卡線」的中產階級也許人多勢眾，卻更像是這塊土地上的異邦人。歷史與政治學教科書會告訴我們，類似這種文化上的差別意識如果超過了可以忍受的限度，來自底層的反抗就會自然獲得道德上的正當性（參看斯考特《農民的道德經濟》）。這種叛亂最後可能還是敵不過都市精英媒體集團和國家公權力的鎮壓，但以往左派知識份子和良心學者大多還是選擇替弱者發聲。
台灣的媒體霸權，基本上是資本家、封建主義、黨派與族群階級意識的集結所構成，他們游走於資本營利、文化美名和政治權力之間，無往不利，富可敵國，且力抗公權。在這樣的結構中，處於邊緣的鄉村基層民眾往往連說話的能力和機會都被剝奪，更不用說要求新聞傳播的公平正義，因為他們之間的「文化資本」落差太大。陳師孟曾經舉了一個很尖銳的事實說明這種差異，民進黨的領導者他們的父親幾乎是沒有名字的，不像國親政治人物的「家學淵源」。根據這個邏輯，台灣人自然比較沒有文化，甚至連國語都講不好，因此被認為執政能力不足，當總統的資格也不夠。領導者如此，下層民眾更不用說。這種落差原因很多，最主要是在戒嚴時期執政階層就以政治優勢強制建立其文化資本優勢。例如以北京話作為教育文化的唯一專用國語，地方母語被完全壓抑消除。這就表示有人還沒出生，其文化資本和能力已被命定，其效應普遍反映在文化、藝術、資訊和媒體的職業競爭中，像這次倒扁陣營中的記者、編輯、廣告人、演藝界、文化界代表人物。
台灣的問題癥結不在族群、統獨、清廉貪瀆，或倒扁挺扁，事實上可總結為一種「文化戰爭」，是一種透過媒體文化傳播所構成的政治意識形態之爭，且被巧妙地包裝在風格、流行、口辭和影像符號中。媒體不再是「媒介」，而是大量生產和擴散意識形態立場的主體。
新聞自由應是為人民所擁有，並不是上帝賜給媒體獨占的天賦特權，更非媒體人可以自我維護伸張。當媒體本身已經失去其公正性，公信力也逐漸被自己透支掏空時，人民所賦予的新聞自由保護傘就自然失去其效用。
（作者為台北藝術大學教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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