籍貫的故事 (陳立宏)
我的父母親都講河洛話。
從有記憶以來,不管是在出生地台南縣,或是五歲後移居的高雄市,我和多數玩伴們無所差異,直到進入小學。
一年級導師必須填畫班上的籍貫圖表,那張印著秋海棠35省輪廓的白色紙板要掛在教室柱子上,和功課表一樣顯著的位置。「爸媽是外省籍的小朋友請舉手」女導師輕柔地問,我沒有舉手;因為,和多數同學一樣,我的母語是河洛話。
「什麼是籍貫」?回家後,我問爸爸;畢竟這兩個字對小一生來說,實在太過艱澀。當晚,我才知道,原來爸爸也是所謂「外省人」,福建來的外省人。
這樣的省籍調查一直到我進入社會,在報社上班都還持續著,李登輝當上總統後才逐漸廢弛。從剛開始的懵懂無知,慢慢的感覺做「外省人」好像具有一定程度的優越及方便;每逢學期初,當我們在老師要求下站起來或是舉手時,我們的制服似乎比較乾淨潔白,功課比較好,比鄰居更早擁有黑白或彩色電視,有牛奶喝…同學往往投以歆羨的眼光,而我也總是理所當然地接受親戚長輩的誇讚,真以為自己比同儕優秀。現在想來,實在好笑。
妻子是桃園出生的客家人,岳父兄弟分家先到新竹後抵苗栗,靠著黑手打拼起家。她幾乎沒有童年可言,放學後便得幫岳母做家庭手工,如果不先在同學家把作業寫完,根本沒有時間寫功課。到現在,逛文具店還是她最主要的消閒去處(還好不是精品店),因為從小看著同學擁有琳瑯滿目的文具用品,自己卻相對匱乏,那種補償心態,我充分理解。現在,她與女兒生澀地學琴,還帶著女兒學東學西,自己則在一邊旁聽。我常笑她,到三十歲才補過童年。
妻子小時最羡慕一位爸爸擔任法官的李姓外省同學,聽她談論李同學的種種後,我更能體會以前學校省籍統計時,站起來的片刻,感受同學的目光。
在一九九0年代以前,黨國體制給外省人許多方便,包括考試、就業、服公職的權利,在省籍分配及「35省機會均等」的口號下,於政治及社會結構上長期佔盡優勢。很多外省人也把這種實質不公平的資源分配,視為理所當然,甚至產生優越感;殊不知,黨國的恩庇其實竟是犧牲或稀釋台灣人的利益而來。許多外省人固然感念國民黨,但如果不能體察台灣人的「相對剝奪感」,台灣的族群鴻溝恐怕祇會持續深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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