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倒扁示威「環島行動」沒有甚麼效果，又發動「雙十天下圍攻」，癱瘓雙十慶典，號稱發動二百萬群眾，領袖施明德沉醉在「民主」的光環中，誓要「創造歷史」。但是，看在香港評論家眼裡，這場運動已經淪為一個島國遺民尋找身分的矯情濫殤，最終可能變成一廂情願的自戀和單戀。
中國香港特區評論家陶傑指出，台灣人的問題，正是已經處身一個民主憲政的新時代，還想「創造歷史」。台灣的倒扁行動，雖然動不動就號稱一百幾十萬人，但國際傳媒，卻不太感到興趣。
他說，台灣是一個長期受盡外交孤立的「島國」，倒扁行動的群眾心理至為複雜，其中一層，正是想吸引國際注目，只有《紐約時報》、路透社、CNN把台灣的民主運動放在頭條，台灣人才享有成為「國際社會」一員的精神滿足。
他不客氣地批評說，然而至今為止，事與願違。為甚麼？因為歐美的政府和傳媒，並不認同台灣這場倒扁運動是人類自由民主鬥爭史上突破的一章。施明德號稱「南非曼德拉」，但今日的民進黨政府並非南非白人種族主義的極權。台灣人的憤怒和抗爭，只是遠東太平洋岸的一星小小的波瀾。
甚麼樣的民主運動才是創造歷史的真正抗爭？陶傑在香港《蘋果日報》的專欄評論中舉了匈牙利人民革命的例子，他說，玩民主運動，要想玩出一點國際水準，起碼要像匈牙利人民革命。
這篇在七日發表的評論指出，一九五六年十月六日，匈共政府為前內政部長拉澤克舉行國葬。拉澤克在史達林時代因為反對蘇共「老大哥」獨裁，遭到秘密處決。國葬有三萬人參加，匈共領袖表示，要由史達林個人崇拜的專制中吸取教訓。
兩個多星期之後，大學生自發聚集示威，沒有組織，沒有領袖，只是要求蘇聯由匈牙利撤軍，高呼民主自由。匈共政府下令鎮壓，但示威群眾釀成暴動，軍隊不敢開火，群眾在街頭毆斃了一些秘密警察。匈共慌了手腳，讓溫和派領袖納吉出任總理。納吉站在人民的一邊，同意推行改革，要蘇軍撤出匈牙利，並提出退出華沙公約國組織。
赫魯曉夫假意答應，指示駐匈牙利大使安德羅波夫與納吉斡旋，蘇軍剛撤出邊界，忽然來一記回馬槍，與一大批坦克一起突襲布達佩斯，殘殺示威群眾，鎮壓民主革命，納吉潛入南斯拉夫大使館，後被蘇軍拘捕，秘密審訊後再處決。
陶傑說，一九五六年匈牙利人民的革命雖然失敗，卻為三十多年之後蘇共垮台打響了信號彈。一個社會主義國家的政權向自己的人民開槍，為蘇聯東歐大家庭留下難以癒合的創傷。
他表示，匈牙利革命沒有英美策動和參與，然而，匈牙利人民起義之後，巴黎、倫敦、紐約、西柏林都有聲援民主公義的示威。因為這是極權與自由的對抗，匈牙利人反抗的是一個強加在他們頭上的史達林式軍事獨裁政權。
陶傑強調，一九五六年十月的匈牙利人聯同總理納吉，是創造了歷史，因為這樣的民主抗爭，大氣魄、大格局，是推翻一個殘暴的制度，不是叫哪一個領袖下台。當時匈牙利人明白，他們反的不止是獨裁者拉科西，而是要改寫歷史，把羅斯福和邱吉爾聯手出賣給蘇聯的悲慘命運從頭改寫。
他說，民主運動必須有一個主題，此一主題必須黑白分明，是專制和自由的殊死決戰，是為了掙脫身上的銬鐐枷鎖。台灣人身上，今日並無銬鐐和枷鎖，只有對岸的軍事威脅，台灣今日的總統是民選的總統，施明德不是納吉，陳水扁不是拉科西，而赫魯曉夫那樣的軍隊和坦克，還沒有開進來。
因此，陶傑指出，台灣倒扁運動的所謂悲情，是誇張而矯揉的，根本文不對題。人類歷史上一切可歌可泣的抗爭，由羅馬的斯巴達克起義，到匈牙利的反蘇革命，都是極權的黑暗和自由的光明之戰，是電腦的「零」和「一」的二元對立。
陶傑說，台灣的倒扁運動，漸淪為一個島國遺民的一股尋找身份的矯情濫殤，就像大陸的《英雄》、《無極》一類「盛世巨片」，空有陣容、色彩、資金，但故事空洞，情節犯駁，對白可笑，只是一群大陸電影工作者向奧斯卡拋媚眼的一廂情願的自戀和單戀。
他指出，台灣這場倒扁運動，越演越濫，領袖施明德，越來越像中國影壇關起門來追求「自我肯定」而接受一群見識有限的盜版電影觀眾盛世歡呼的「大師」。以歐美日本為主流的國際社會不是傻瓜，他們見識過戰後六十年真正的人民革命，對於台灣倒扁運動這種趕時髦的億萬金元的大片，恐怕不會真心欣賞。
陶傑在結論中強調，陳水扁只要不出動軍隊，不讓施明德當烈士，所謂「一旦我有甚麼不測，你們不要停下來」這類濫文藝腔的對白，其感染力畢竟不可以跟匈牙利詩人裴多菲「生命誠可貴，愛情價更高，若為自由故，兩者皆可拋」相比，就會像中國的「盛世大片」一樣，缺乏真正的戲劇張力，人物性格平面而淺薄，一場血癌、白血球過多、自我吞噬，而又根本沒有真正的病毒和細菌，千軍萬馬的拖下去，施明德始終不肯自焚，連高潮也沒有，只會叫人打呵欠提早離場。
| http://www.southnews.com.tw | 2006.10.09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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