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07年4月12日 星期四

銀行故事—憶兩蔣時代之金融殖民政策

文/黃天麟


三月卅一日中國國民黨舉行遊行活動,要台灣的人民重溫兩蔣時代的「美好」時光,勾起了我那漫長一段三等國民服務於三等銀行的忍辱歲月,在歷史與記憶還未完全被埋沒之前,或有必要披露給國人,同時也獻給那些懷念外來統治集團的人。


一九四五年,中國國軍奉盟統帥命令來台接受日軍投降,同時也派員接收日人及日政府在台之財產,接收總值以當時幣值計一○九億九千萬元,奠定了中國國民黨大陸政權(以下簡稱國陸政策)治台的強大財政基礎,當今檯面上的台銀、一銀、華銀、彰銀、合庫銀、土銀及台企銀,就這樣成為國陸政權控制下的所謂省屬行庫,啟動了他們的金融殖民政策。


戰前台灣的金融業已頗具現代化規模,與中國落後的錢莊式銀行相比,宛如天壤之別,當時的中國還使用重達兩公斤的上二下五大算盤就可知其一二。由於一銀、華銀、彰銀戰前員工以台籍為主,戰後主要主管、上級幹部的董事長、總經理網開一面,任命台籍人士外,台銀、土銀即一概由陸籍(即外省籍)擔任,合庫則各占一半。此種以陸籍為主導的金融版圖維持了四十四年,以台籍員工佔多數的銀行界言,是相當不公平的殖民政策。


但國陸政權並不以此為滿足,為擴大其金融版圖,除凍結新銀行設立之同時,還有計畫地允許大陸系銀行以復業之名設立。中國銀行(後改稱中國國際商業銀行)(一九六○)、交通銀行(一九六○)、中央銀行(一九六一)、農民銀行(一九六五)就這樣先後復業(中信局在一九四七年撤退前來台),大陸系銀行復業之後由陸籍擔任董、總座的銀行數由二家增加到八家(台北銀行一九六九年開業),由台籍擔任的銀行仍侷限於三商銀、台企銀(註:一九七六年台企銀由合會改制)四家。台、陸之比由「三台二陸一各半」演變至「四台八陸一各半」之局。


由於海外華僑一向是國陸的支持者,一九六五年起國陸政權又以特許方式,核發了三張銀行執照,此三家是華僑(一九六一)、上海(一九六五)、世華銀行(一九七五)。台灣金融版圖就這樣大分為三,第一組為:國陸系銀行,包括由中國復業之四行一局及台銀、土銀、北銀等八家;第二級:僑系銀行三家及外商銀行;第三級:三商銀及合庫、台企等五家。


國陸系屬一等銀行,他們均准予承作外匯業務(土銀除外),也包辦留學生小額外匯匯款、公庫、國營事業等業務。僑系銀行屬二等,開業時就可承作外匯。台系銀行屬三等,雖然歷史最悠久,存放款最多,客戶層也最厚,但卻被國陸統治階級視為「非我族類」,不准招攬公庫、公營事業,亦不准辦理外匯業務。三商銀每次申請的回答是「籌備人才後再議」;三商銀之國外部至一九六七年方准設立(外商銀行早在一九五九年,華僑銀行也在一九六一年就已辦理)。海外分支機構之設置,國陸政府亦同樣採取基本上「國陸系可,台系不可」之政策。有一次三商銀遞申請書、申請海外分行,對此央行的一位主管是這麼說的:「他們下飛機東西南北都還弄不清,申請什麼海外分行」。


銀行業的殖民管理,在李登輝時代開始瓦解,台系金融菁英從此有幸進入國系銀行,也可以到海外設立分支機構,但台系銀行受歧視的痕跡仍在,作為本土之銀行近幾年還在為產業之西進嘗盡歷史之苦汁。


(作者為前國策顧問)




院士批院長

破解「蔣經國神話」


■ 辛竹克


國民黨於三月三十一日舉辦遊行,定調為「重溫兩蔣時代為台灣帶來幸福與繁榮」,甚至還出現「蔣公是台灣國公」的口號。


同樣的把戲在二○○四年台灣總統選舉時,也演過一次。在二○○四年,國民黨為了贏得選舉,頻頻抬出蔣經國來,不但蔣家第五代的滿月要在富麗堂皇的國民黨中央黨部舉行,更要人民在經濟上「懷念那有希望的日子。」


無論是「重溫兩蔣時代為台灣帶來幸福與繁榮」或「懷念那有希望的日子」,都具有異曲同工之妙,那就是認為台灣今天的幸福與繁榮都是兩蔣的豐功偉業。問題真是如此嗎?


台灣今天的外交困境,在國際上走不出去,就是兩蔣僵化的「漢賊不兩立」政策造成的,至今禍患無窮。今天台灣的經濟繁榮是台灣人民勤奮打拚的結果,但是社會風氣的敗壞,卻是蔣經國錯誤的經濟政策所造成。已故中研院院士,名經濟學者邢慕寰教授,在一九九四年二月二十七日所發表的名為〈台灣經濟發展經驗—正面和反面的教訓〉一文,最可以看出蔣經國先生對於當時財經問題的處理方式。


茲引述如下:


邢慕寰教授說:「現在還有許多人留戀於『蔣經國時代』—一九六九到一九七八。稍知當時實情的人,應該還記得蔣氏擔任行政院長兼經合會主委期間,所採行的經濟政策大部份是指令式的。有一段很長期間,他還仿效南韓大統領朴正熙的獨斷作風,定期接見產業界的代表,親自聽取他們的意見;凡有所求,鮮不應允。這也就是他之所以能夠創造『經濟奇蹟』的主要原因。」


邢院士又說:「作為一位最高經濟發展領行人,他卻是不顧市場法則的『填鴨助長者』」。「在『蔣經國時代』填鴨式的經濟發展政策之下,國內企業的競爭力自然更培養不起來。」「然而到現在為止,一九六二年以後的經濟領導人還不肯承認錯誤,他們還理直氣壯的說:『我們當初在決定政策時,是遵循務實主義』」。由於蔣經國錯誤的決策,「導致一九八○年代台灣經濟發展的逆轉,以及社會風氣的敗壞和社會治安的惡化。這個『務實主義』實在是『成事不足,敗事有餘』。」


江丙坤在蔣經國執政時期已經進入官僚體系工作,他對這段歷史應該非常清楚,但是卻在三月三十一日參與「重溫兩蔣時代為台灣帶來幸福與繁榮」遊行,實在是一大諷刺!


(作者為台師大教授)



http://www.libertytimes.com.tw/2007/new/apr/10/today-o1.ht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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